“主义”的乱用和“学说”的误解，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例

liukang20241天前998吃瓜949

1871年的一幅漫画把达尔文画成一只猩猩。

-ism是英语里一个很重要也很常见的词缀，中文著作一般将其翻译成“主义”，用来指称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信仰，比方liberalism一词，标明的是一种将个人自在置于至高位置的价值建议。相应地，-ist在中文里被翻译成“主义者”，指的是建议某类意识形态或价值信仰的人。可是，-ism除了能够标明价值信仰外，还有“学说”或“理论”的含义，例如认知哲学里的empricism，指的是一种关于常识构成的学说，即“常识的构成首要来源于感觉阅历”这样一种观念。在这里，-ism、-ist和empricism被翻译成“论”、“论者”和“阅历论者”更适合。

两种-ism的中心差异在于，作为主义的-ism和价值判别相关，作为学说的-ism与现实判别相关。当作为学说的-ism被误解成作为价值信仰的-ism或被千人一面地翻译成“主义”时，现实判别会被混杂为价值判别，主义会挂帅学说，然后构成教条和成见。问题在于，大都状况下，咱们并不能明晰有效地做出主义与学说的区别，以至于不得不构成某种误解乃至成见。

语词带来的误解

众所周知，语词的运用无法脱离其运用的详细语境，而语境是多层次叠加的，所以即便是两人世的简略对话，也能够做出差异化的语境解读。例如，一个老公对一个妻子说“你是一个好女性，把家里照顾得很好，谢谢”，放在家庭语境中看，这句话体现的是老公对妻子的感谢；放到社会层面看，这句话体现的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若放到当下男女平权的社会运动语境中看，这句话或许会被了解成男权压榨，由于男人好像在暗示“照理好家庭是女性的仅有职责”。

同理，一个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穿越运用时，咱们也不能确保全部运用者都会认可同一种解读或遵从同一套语词标准。因而，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很容易产生信息错位，然后构成语词的误用。关于这一现象，咱们能够称之为语词的异化。不过，异化产生于不经意之间，由于大大都语词运用者缺少言语敏感性，所以他们不会警觉这种异化，反而会一差二错。当运用者的规划抵达必定程度时，这种过错就会构成某种传统。

许多带-ism的词最早均以学说的办法呈现，但在各种传达途径的影响下，终究多逐步演化成死板的意识形态。状况严峻时，一般的学说会被拿去为极点的社会方针背书，最显着的比方便是长时刻为人诟病的Social Darwinism，即一般被翻译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学说。今日在公共场合下听到有人运用Social Darwinism这个术语时，八成能体会到运用者的批判心情，由于它被假定是一种为优生学、帝国主义战役、种族残杀、以强凌弱辩解的建议。可是，这是社会进化论遭污名化的成果，只需追溯源头，就能发现这种污名化其实是一种将现实判别误解为价值判别的成果。

在这里，咱们需求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污名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将现实判别混杂为价值判别会导致污名化问题？言语办法上一望而知，Social Darwinism源自Darwinism，所以要解说污名化问题，务必从Darwinism谈起。

从Darwinism到Social Darwinism

18世纪是“启蒙的年代”，科学事业欣欣向荣。由于牛顿物理学的首先成功，人们关于用科学办法尽头天然真理的或许性充满信心。跟着经济和社会的开展，欧洲呈现了一批四处探险的博物学家，最著名的人物包括林奈、马拉克、达尔文、赫胥黎等。这些博物学家在游览途中，经过调查和研讨各种动物、植物和矿藏，收集并比照各种化石标本，提出有关生命呈现及开展的各种假说，包括最重要的生物进化论。

尽管今日人们遍及把达尔文当作进化论之父，但最早运用进化概念的人并非达尔文，而是马拉克。1800年，马拉克受聘担任巴黎天然博物馆馆长，他在那时看到了软体动物化石的接连性，开端置疑物种不变论，随后就在自己所著的《动物哲学》中阐释了自己的进化理论。他以为，原始的有机体是偶尔产生的，然后沿着一个生物链条不断改进。不过，拉马克的理论在其时并没有遭到太大影响，因他仅仅简略叙述了怎么进化（how），而没有解说为什么会进化（why）的问题。真正将进化论载入史册的人是达尔文，由于他答复了为什么的问题。

1831年，达尔文跟从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到北威尔士做地舆探险，同年晚些时分，他作为博物学家进入剑桥的科学圈子，被约请乘猎犬号前往南美进行为期五年的调查。在这段时刻里，他收集了十分多的资料，包括环境地舆调查和物种调查。比方，他在南美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同当地的现生物种，如犰狳、树懒和美洲驼相似，然后标明物种的接连性；一同，他经过物种的地舆分布调查，在阿根廷的开阔平原，发现了两种略有差异的美洲鸵鸟好像在同一区域竞赛领地。当1836年回到英国时，达尔文现已坚信物种是能够演化的，并开端测验解说“演化为什么会产生”（why）。

1838年9月，在阅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达尔文产生了天然挑选的主意，由于马尔萨斯提出，资源是有限的而物种繁衍是增加的，所以个别间为生计而竞赛是不可避免的。在之后的二十年，达尔文持续收集资料，终究于1859年宣告了《根据天然挑选的物种来源》（简称《物种来源》）一书，正式宣告天然挑选这一假说。达尔文指出，全部物种都是经过天然挑选的办法呈现并取得开展的，在绵长的演化进程中，经过变异以习惯环境，然后进步个别的竞赛、生计以及繁衍的才能。

次年，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发明了术语Darwinism，用来指称达尔文的学说。尽管赫胥黎自己并没有彻底承受达尔文的学说，但作为达尔文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不断向人宣扬达尔文的思维，成果使得Darwinism这个词流行了起来，以至于Darwinism一词在今日成了进化论学说的代名词。从学理上来说，进化论用Darwinism这个词来指称并不适宜，由于有些学者以为，今日的进化论思维现已深化至基因层面的评论，可是在达尔文写《物种来源》的时分，他还不知道孟德尔的遗传学。

1870年代以来，一些英美的社会思维家接连将达尔文的理念——比方习惯、天然挑选、竞赛等——引进自己的研讨范畴，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柏芝浩是第一人，他用达尔文的理念去辩解自在主义民主和社会改革。亨利·德拉蒙德在解说人类开展时，也吸收了达尔文的思维，他特别着重文化环境的要素，提出人类的利他及协作行为在进化进程中起着活跃的效果。别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里奇在1896年的一篇文献中指出，社会准则能够被视为达尔文式挑选的根本单元。相似的，《有闲阶层论》的作者、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仑直接把达尔文准则应用到经济学，以为社会-经济的进化既不是一个优化的进程也非有意图的进程，而是对准则进行天然挑选的进程。

今日的部分史学家在做思维史的研讨时，会用Social darwinist这一标签去描绘他们，但这些思维家自己却鲜有如此定位自我。其实，最早运用Social Darwinism这一术语的人，多来自欧陆而非英美，比方奥斯卡·施密特于1879年宣告的《Popular Science》首先运用了Social Darwinism一词。之后，1880年，埃米尔·戈蒂埃宣告了名为《Le Darwinisme Social》的小册子，提出将达尔文准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正确办法乃是将社会协作而非粗野竞赛了解为进化机制。

全体而言，直到十九世纪完毕，Darwinism/Social Darwinism至多也仅仅关于进化机制的学说而非某种意识形态，所以关于这一术语的正确翻译，应该选用“达尔文论/社会达尔文论”或“进化论/社会进化论”而非“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假如要用特定术语指称那时分的思潮，也应该运用前者而非后者。那么，社会进化论是什么时分逐步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呢？

从社会达尔文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经过计算JASTOR的海量数据库发现，从作为学说的Social Darwinism到作为主义的Social Darwinism阅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850年代至1914年第一次国际大战迸发之间。在这段时刻里，运用Social Darwinism的份额极低，在JASTOR所记载的42000多篇文献中，这个术语只被提及过九次。霍森奇经过比照发现，在英语国际和欧陆的非英语国际里，关于这个术语的心情并不共同。在英语学者的言语里，Social Darwinism仍旧是作为学说的含义而存在，但在欧陆思维家那里，现已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竞赛、帝国主义战役或种族奋斗时所运用的批判目标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一次国际大战至1931年的大惨淡。根据JSTOR的数据库显现，在这段时刻里，Social Darwinism被引12次，而且有着意识形态化和去学说化的趋势，Darwinism的引证与有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或战役的学说联络在一同，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没有定型也没有构成影响力，由于这些文献都呈现于1925年之前，在1925年至1931年之间，Social Darwinism隐姓埋名；

第三阶段是从1932年至1940年第二次国际大战初期，在这段时刻里，Social Darwinism从头呈现。帕森斯在1932年就曾建议将达尔文的变异和挑选概念引进社会进化，后来在其具有里程碑含义的《社会举动结构》里屡次提及Social Darwinism。一同，Social darwinism观念的构成开端被有意追溯。用百度百科等网络引擎查找“社会达尔文主义”或“Social Darwinism”等术语，会发现大大都资料都把斯宾塞当作代表人物和前驱。可是斯宾塞自己从未运用过这个词，他仅仅在读了达尔文的《物种来源》后构建出了适者生计（survival of the fittest）这一概念。可是，在第二次国际大战期间，斯宾塞被前史学家贴上了“社会达尔文者前驱”的标签，这为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达供给了便当，由于标签化有利于传达；

第四阶段是从第二次国际大战至今。在第二次国际大战期间，Social Darwinism这一术语的运用“空前昌盛”，反法西斯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心情推动了Social Darwinism的引证，作为意识形态的Social Darwinism定型，而且遍及脱离出了其原初的学术语境。有些学者将意识形态的Social Darwinism作为研讨目标，比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44年出书了《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一书。在霍夫施塔特的语境中，Social Darwinism是一种反抗信条，被以为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抵触的迸发密切相关。能够说，第二次国际大战期间的法西斯要挟引发了学者关于Social dawinism的空前批判，也正是在这段时刻里，Social Darwinism被彻底污名化了。

二战之后，Social Darwinism就变成了一个筐，全部“欠好的、负面的”东西都会被扔进这个框。在今日的公共言语中，Social Darwinism几乎是被全盘否定的，能够说，当下人们关于它的知道仍然是在接连二战的语境。终究的成果便是，作为学说的社会进化论成了替罪羔羊，遭到了长时刻的严峻误解，以至于Social Darwinism这样的术语无法被引进社会研讨，一旦引进，就会被扣帽子。

上述这段前史叙事能够标明，Social Darwinism遭污名化是该术语意识形态化的成果，但指出这一点不代表就为社会进化论彻底正了名。社会进化论学说被意识形态化或许被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挂钩，尽管是一种言语的误用与乱用，但这种误用和乱用并非没有根据（grounds），要找出这些根据，咱们有必要回到学说语境从头了解社会进化论。

从头了解社会进化论

正如进化论是生物学家在解说生物国际的演化、繁衍、生计时所提出的解说机制，社会思维家将进化论引进社会研讨时也是出于“机制解说”的需求。社会进化论之所以会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挂钩，是由于社会进化论中包括的适者生计和生计竞赛观念，在反对者看来，这两个观念是在为种族残杀、帝国主义侵犯等匪徒行为辩解（justification）。可是，反对者过错地将解说混杂成了辩解。

解说是关于因果联系的陈说行为，这种行为假定国际是接连的，任何一同工作或现象必是由另一同工作或现象引起，解说便是对这种“引起联系”的陈说。辩解则是一种“证明某个行为是合理的/正确的/能够被宽恕”的行为，由于并非全部工作都是合理的/正确的/能够被宽恕，所以并不是全部行为都能得到辩解。咱们无法从“存在即有理”（有原因）推导出“存在即合理”（合理的），所以适者生计和生计竞赛至多只能对工作或现象供给机制性的解说而非价值性的辩解。

需求更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机制解说的Social Darwinism是在描绘性含义而非点评性含义上提出的，即它仅仅供给了关于“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陈说，两种陈说别离遵从不同的言语系统。在这个含义上，那些试图用社会进化论的理论为种族残杀、帝国主义侵犯作背书的做法归于理论的乱用、言语系统的不合法跨过。

其次，已然Social Darwinism是一种机制解说，关于它的判别应该根据有效性和可靠性准则（即点评这个解说是否说得通）而非社会舆论的认同性准则（即大众是否能承受这种说法），所以，咱们在了解社会进化论时需求重视其所表述的逻辑以及相关的根据。那些否定生计竞赛和适者生计观念的人常常会经过反例——比方，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协作和弱者生计现象——来证明这两个观念的非普适性。这样的批判有道理，但并不能削弱生计竞赛和适者生计的有效性，由于竞赛和协作是在两个不同调查视角所得出的总结。

举个比方。在中学里有两个班级，一班和二班。由于校园常常会以各种点评目标鉴定班级的好坏，被评为优的班级一般能取得更多的荣誉，所以一班和二班之间有竞赛联系。可是，两个班级的同学为了自己的班级能够胜出，都会进行协作，营建一个协作性的学习环境，这种共建调和环境的协作行为就体现出了个别间的非竞赛联系。不过，咱们只需以一个班级为调查目标，就会发现同学之间有内部的竞赛联系，比方争做三好学生。在这里，协作联系的存在并不否定竞赛联系的存在，只需咱们切换一下调查的视点和描绘的标准，就会得出不同的陈说，差异只在于咱们到底是把“竞赛”仍是“协作”当作陈说的起点。在达尔文以及社会达尔文论者那里，竞赛是陈说的起点。

相同道理，弱者生计的事例也不能否定适者生计，由于弱者和适者的界说需求框定语境，在不同层面上看出的强弱联系以及适与不适的比照并不相同。从个别层面来说，一只山君比一只蚂蚁更强，可是从物种层面看，判别或许则相反，由于后者能跨过的时刻宽度远远大于前者。又比方，狼和羊，单个狼比单个羊强，可是当羊的数量少到必定程度时，狼会由于寻觅食物的难度过大，体现得比羊更不习惯于环境，然后体现出所谓的“强者不适”。但这是一种误解。在“当狼的数量过多以至于无法习惯环境”的状况产生时，其实狼相关于羊现已从强变弱。个别和环境、物种和环境的联系是动态的，所以关于“适”、“强”等界说也应该是动态的。因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不适者不适”而非“强者不适”。

正如进化论的描绘是根据必定时刻和空间标准上的调查而完结的，社会进化论的描绘也根据相同准则，以至于咱们在点评不同标准上的进化论结论时，有必要采纳相应标准的论据。只需调整调查标准，咱们就能发现，那些反例不只没有否定社会进化论，反而完善了社会进化论。在这个含义上，社会进化论仍然具有强壮的生命力和解说力，作为学说的Social Darwinism应该取得正名。

总结：警觉

-ism，了解学说

当然，受过污名化待遇的不只要Social Darwinism，还有其他各种-ism，比方被翻译成“唯心主义”的观念论（idealism），被翻译成“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学说（materalism）等等。这些-ism都阅历过从学提到主义的观念异化，最终由于意识形态化走到了自我否定的那一步。尽管作为学者，咱们不断在着重需求将学术和政治彼此别离，但学术国际并非独立的真空国际，它而是一个存在于全体人类国际内部的亚国际，所以学术被政治化和学说被主义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按当下的说法便是，全部学说都面临着“政治正确”的问题。

观念的误解与乱用是人类社会的固有特征，也是言语自身的限制或缺点所带来的必然成果，所以咱们不能盼望这种问题会自可是然地消失。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力不从心，作为个别，咱们仍然能够盼望经过不断的反思、比照、弄清等办法来削弱误解和乱用。正如我的一位教师在上课时所说的：“任何人都带有成见，但这并不是说学习毫无含义，现实上，正是由于咱们有成见，所以咱们才要愈加尽力的学习，由于只要愈加尽力的学习，咱们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战胜自己眼光带来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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